在广交会70周年展览的陈列柜中，有几件特殊的展品：一叠泛黄的参展证，从62届、63届、65届，一直延续至今。
证件的主人是山东商人刘振义。1986年，32岁的他揣着一纸介绍信，提着两个筐子、四个篮子，第一次走进流花展馆。那时他只是一名农民，一度觉得自己来参加国家级展会“像个笑话”；踏上外贸这条路的初衷，是想找一份能守在家里做的活，照料年幼失母的孩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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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十年光阴倏忽而过。第140届广交会琶洲展馆内，74岁的刘振义、49岁的儿子刘涛、26岁的孙子刘兆坤，在自家品牌展位前拍下一张合影。
从流花馆展柜里的旧证件，到琶洲展位的聚光灯下；从两筐朴素柳编，到深耕海外的县域家居龙头。这几十平方米的展台、祖孙三代接续的足迹，是一个山东家庭的奋斗史，也是中国外贸从草根拓荒，走向绿色合规、数字出海的时代轨迹。
第一代：破冰与拓荒，用两个筐子敲开世界大门“我当时是个农民，本来没资格参加广交会，觉得不可思议。”回忆起1986年第一次来广州，刘振义感慨万千。
那一年，他32岁，凭着山东曹县外贸公司质检员的身份，揣着县里开的介绍信换了一张进门证，第一次走进了流花展馆。馆内的场景让他至今难忘：外商排着队，客人坐着私家车来洽谈。
“当时看到很多外国客人，我提着两个筐子、四个篮子，非常紧张。”刘振义说，看着业务员跟客户谈判，“把咱们的产品卖出去”，他心里既激动又自卑。但正是这次广交会之旅，让他生出了信心和胆量，第一次带来的木篮，被德国客商买走，后来双方一直合作了20多年。
而刘振义最早跨进外贸行业，源于一场家庭变故。
小学就辍学的他，14岁在窑厂做砖瓦坯子。24岁那年，妻子因先天性心脏病去世，留下不到一岁的儿子。为了能一边照顾年幼的孩子，一边挣口饭吃，这个年轻父亲不得不留在家里，学着编筐编篓。“他既当爹又当妈，只能找个能在家里干、能随时照顾我的活计。”儿子刘涛后来回忆道。
正是这无奈之下的选择，让刘振义的手艺越来越好，27岁时被招进县外贸公司做质检员。他清楚地记得外贸体制的破冰：“原来外贸是收了货后，通过县里交给地区，地区交给省。到了90年代经济改革，可以横向联营了，我们也能给天津外贸干、给北京外贸干。”
一同走过创业路的合伙人伊长忠，回忆了那个“拓荒年代”，“我们最初是给外贸公司做的，把样品拿给外贸公司，他们再给客人看。当时在流花展馆，外商掌握绝对的买方话语权，每天排好时间安排客人，议程都是提前定好的。”
从依附于国营外贸公司做代工，到1996年在流花馆拥有了自己的展位，这是刘振义个人的跨越，也是中国民营制造企业争夺定价权、走向世界的第一步。“我们一开始是做技术的，后来做业务，质量是底子。”在伊长忠眼里，刘振义虽然是技术员出身，但懂产品、懂行。
体制的松绑，让刘振义有了自己办厂的底气。从第一次参加广交会回来后，他更坚定了投入外贸行业的信心。为了解决外贸订单“今天加班、明天放假”的波动难题，他摸索出“工厂带农户、厂内生产与场外生产相结合”的模式，把订单分给乡亲们做，既保证了交货期，又带动了村民增收。
如今，草柳编和木制工艺品是山东曹县的主导产业，带动当地超10万人就业，全县林木加工产业产值超过500亿人民币。刘振义也给公司定下了“先国家、再集体、再个人”的分配原则，企业最高年纳税达5000万元，年出口额达上亿美元。
“我们当地这个产业从零开始，现在做到了几百亿（人民币），我们公司也做到了上亿美金。都是广交会，把我们的小产品推向了世界大市场。”刘振义说。
第二代：从侧身进摊位到绿色壁垒反击战父亲在流花馆的广交会之旅，在年幼的刘涛心里也种下了一颗种子。
“1987年，我上中学，趁着假期跟着父亲来广州送样品。”刘涛回忆，第一次来到南方，“当时我就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把父亲这辈的外贸事业传承下去。”他看到父亲因为不懂外语，只能把产品交给外贸公司，无法直接与客人交流。中学毕业后，刘涛特意去外贸学校学了英语。
直到今天，刘涛仍清晰地记得公司第一个展位，“在流花馆12号房，3×3平方米摊位的三分之一，客人都是侧着身子进去的。”就在这个逼仄的空间里，刘涛结识了一位加拿大零售商，彼时对方只有38家门店。结下友谊后双方一路合作，如今这位客户已是拥有1000多家门店的连锁巨头。
当刘涛真正接过父亲的班，准备大干一场时，时代的风向变了。当年在流花馆里客商主动上门、订单不愁的局面不再，取而代之的是同行内卷和贸易壁垒。
面对同行内卷、关税压价的困境，一直在销售一线的伊长忠看得很透彻，“肯定有冲击，价格压得很低，现在都是网络主导。”这也恰恰成了第二代刘涛必须翻越的大山。
“我们不能再拼价格了。”面对欧美客户对ESG（环境、社会和治理）的严苛要求，刘涛的解法是打造“绿色护城河”：面对欧盟的木制品限制，他们果断“以竹代木”，把木制下脚料压成再生板材；用玉米制成食用胶水替代化学胶水；再把包装换成可回收纸箱；同时，厂房用太阳能绿电，物流走中欧班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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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拼规模、拼便宜，到拼碳排放、拼环保标准，刘涛这一代外贸人，正在用合规和绿色，重塑中国制造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位置。
第三代：四国语言与电子化打样，走向未来的新老结合 刘振义家里，儿子、女儿、女婿，几乎整个家族都在做外贸。而他把最大的心血，倾注在了孙子刘兆坤身上。“因为我不会外语、没文化，所以我把孙子送到国外学外语。”刘振义骄傲地说。如今，刘兆坤本科毕业，精通英语、法语、西班牙语和日语四国语言。
2021年，21岁的刘兆坤第一次跟着爷爷和父亲来到广交会。作为鲁艺公司的新掌门人，这位00后给家族传统产业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玩法。
“我会更倾向于电子化的生产和电子化的打样。”刘兆坤说。以前父亲那一辈，拿着木头样板给客户看。现在，他通过数字化设计，以新老结合的方式，把传统的木制品、园艺用品快速推向市场。
在正在进行的广交会70周年展览上，刘振义珍藏的历届参展证件被主办方借走，郑重地摆进了流花展馆的展柜里。已经泛黄的证件，静默地讲述着一个农民与一场国家级展会近40年的不解之缘。
采访快结束时，记者问刘兆坤：“如果穿越回1986年，你想对刚参加广交会的爷爷说什么？”
这位年轻的新掌门人没有讲宏大的商业计划，他只说了一句：“谢谢爷爷的辛苦努力，才能创造我们工厂美好的未来。”
这句朴素的话，不仅是对长辈的感恩，更是对中国外贸拓荒者们的致敬。四十年前，正是无数像刘振义这样没读过多少书、被生活逼到墙角的普通人，凭着“先国家、再集体”的朴素信念和“既当爹又当妈”的坚韧，用一筐筐柳编、一件件木器，敲开了世界市场的大门。
第140届广交会正在进行时，琶洲展馆内人潮涌动。不远处流花馆的陈列柜里，那一叠泛黄的参展证是刻度，标记着一段命运的起点：为照料襁褓中失母的孩子，他在简陋的土屋里埋头编织柳编筐，靠着这门手艺，在1986年踏上前往广州的路。
时空在这里交汇。那些提着两个筐子挤进流花展馆的忐忑与辛酸，外商扎堆看样的火热年代，以及后来“以竹代木”、死磕环保标准的突围，最终定格成今天祖孙三代在广交会上的合影。
就像无数奔波在外贸航道上的普通人，他们踩出的足迹汇聚在一起，便成了时代向前的洪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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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写：南都湾财社记者 黄驰波RSI怎么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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